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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“我是新疆人，他們都怕我”5月8日早上，廣西河池市，戴著黑色少數民族花帽的多里昆走到市政府大院門口，探頭向里張望。大院的保安頓時很緊張，眼睛直勾勾盯著多里昆。多里昆來這是為了在隨身帶的那個舊筆記本里，蓋一個河池共青團的章。這是出發前，他的老家新疆伊寧的團委書記叮囑他的。過去的一年里，每騎行到一個城市，他就跑到當地共青團辦公室蓋章，而今已經攢了數百個。當年出發時，團委書記還曾特意為他張羅了盛大的歡送儀式。儀式上的照片，至今被多里昆粘在筆記本的第一頁——照片里，他被鮮花和笑容簇擁，意氣風發。然而，最近幾個月，蓋章這事變得越來越艱難了。疑惑的保安聽完請求后喊來了保安科長，記者上前幫忙交涉，保安科長才同意放行。通過時，保安小聲和記者解釋：“昆明和烏魯木齊的事情出來后，大家對新疆人都很怕。”走進辦公樓，1樓電梯門前，許多人在等待乘梯。身高一米八，高鼻深目，留著絡腮胡子的多里昆走過來，原本說笑的人群瞬間沉默。電梯到了，人群自動左右分開——沒人愿意和他乘同一趟電梯。電梯里，多里昆站在墻角，有些暗的燈光打在他輪廓清晰的臉上，“我知道，我是新疆人，他們都怕我，不敢進來。”那一天，壞情緒一直在困擾多里昆，直到蓋完章后回到酒店，看見他那輛寶貝摩托車，他才感覺踏實一些。已經遍布塵土的二手摩托車上，用紅色的不干膠拼出了許多標語，比如“游遍全中國”之類，今年3月昆明事件后，標語多了一條“五十六個民族都是一家人”。摩托車開在公路上，后座那個破舊音響會放出高音貝的維吾爾族歌曲；車尾的三面紅旗迎風招展，露出他父親的臨行贈言——“新疆民族與全國各民族和諧相處”。這一天距離他出發一周年只差13天，和一年前剛上路時相比，他的騎行已經變得越來越艱難。他很難遇到笑臉，迎接他的更多是躲避、畏懼、拒絕甚至仇視……2.“你是個該死的人，干掉你”一年前，多里昆決定騎行中國，他找到當地團委，團委覺得想法不錯，可以宣傳民族團結，不但開具了介紹信，還送上國旗、團旗、并支援一部分資金。剛上路時，他意氣風發，各地遇到的漢族朋友對他多很友善，問路求水之類少有阻礙。在大理，一群漢族背包客，還在他本子上寫滿了祝福話語。然而，3月1日昆明發生暴恐案后，一切開始發生變化。多里昆很快發現，他成為暴恐的直接受害者：人們不再樂于為他指路；更多招待所開始拒絕他入住；就連警察也開始越發頻繁地檢查他的證件和行李，“有時候一天會碰上五六次”。“這些破壞民族團結的人，有一個就得抓一個。”聊到暴恐，多里昆的立場很明確，但有些事仍讓他想不明白：“幾個人犯下的錯，為什麼要讓所有新疆人負責？”突然的轉變，開始讓多里昆的情緒變得緊張。3月22日，湖南長沙，交警肖強在值班室里見到多里昆——他因為違反“禁摩令”，將車騎上橘子洲大橋被交警扣下，“他很緊張，不停重復一樣的話，情緒不太好”。多里昆操著不太流利的漢語，焦慮不安地掏出了幾乎所有能證明自己身份的資料。那時候，長沙也剛剛發生少數民族商販砍人事件，一些人開始心存偏見。肖強決定幫幫他。她是湖南紅網論壇的版主，也有熟悉的媒體朋友。紅網記者黎鑫在2天后見到了多里昆，“他穿著黑色雨衣，絡腮胡子，好像吃了很多苦，精神狀態不太好”。見到記者，多里昆挽起他的手，“反反復復說著‘56個民族是一家人’——至少幾十遍”。“湖南是最歡迎我的地方，沒見過這樣熱情的。”多里昆說，媒體的介入讓他的騎行變得順利。在湖南的很多城市，當地網友“提前10公里就安排接應”，他的住宿、吃飯、蓋章都不成問題。不過，多里昆沒能想到，意料之外的麻煩卻開始找上門。他開始頻繁接到恐嚇電話。這些操著維吾爾語的電話，多在晚上6點到凌晨3點響起。“你是個該死的人”，“要干掉你”。多里昆試圖表達“56個民族一家親”的觀點，對方不容他解釋：“放屁”。恐嚇者開始試圖用行動阻止他走下去。在深圳，有人打來電話，表示愿意資助他騎行。他趕到約見地點，卻發現對方一行有七八個人，胸口還好像藏著刀。他掉頭就跑，自此不敢再隨便接陌生電話。多里昆并不打算放棄，“我是男人，說話要算數”，他覺得只有完成騎行，才能證明自己對祖國的心意。但恐懼仍然會經常在深夜襲來。黎鑫多次接到他的電話，聽他念叨著：“我覺得我活不久了”“中央首長知道我的事情嗎？”“我已經有兒子了，死了也無所謂了。”多里昆曾問黎鑫：“如果我死了，你還會記得我嗎？”黎鑫向記者轉述后，深深嘆了一口氣，“他是半夜突然問我的，聽起來特別傷感”。3.“麻煩的事越來越多”“麻煩的事越來越多”。5月8日的5個小時里，多里昆盤腿坐在廣西河池的酒店地毯上訴說他的委屈——當然，那更多來自他無力改變的現實。他騎行在路上的時候，烏魯木齊火車站發生了爆炸案、廣州火車站發生了砍人事件。但對于他來說更麻煩的事情是，在廣東肇慶，他弄丟了自己的身份證。這讓他開始成為不受歡迎的人。在廣西北海，連續被18家旅館拒絕后，他只能把摩托車停在路邊，倚在上面打盹。他始終記得，一家招待所老板在拒絕他后喊著：“新疆人都不是好東西！”“這句話讓我心痛了很久”，多里昆操著并不流利的漢語說。他說起烏魯木齊火車站爆炸案發當晚，自己抵達廣西崇左。在路上，4名警察把他請到了派出所。“他們什麼都沒問，大概看我是個新疆人吧。”幾個小時后，身份確認，對方道歉，并安排他在賓館住宿。多里昆的父親在電話里得知此事，急著要趕到廣西。“算了，沒事。”多里昆安慰著，他知道這與恐怖事件有關，心里卻無法平靜，“我是來宣傳民族團結的，可以原諒他們，但如果換成其他新疆人能理解么？”在接觸過多里昆的記者們看來，多里昆的漢語水平和溝通方式，也容易導致他陷入麻煩。多里昆并不善于介紹自己，遭到拒絕后，往往會變得很煩躁。記者黎鑫曾經為他設計了一套介紹詞，但似乎并沒有太大成效——黎鑫還是經常會接到求助電話，電話那頭，多是已經很不耐煩的共青團辦公人員、民警和旅店老板：“有一次我聽到他直接對警察喊‘哎，你來接電話’，毫不客氣。這種豪爽，的確容易產生沖突”。黎鑫開始減少幫助次數，他覺得，多里昆通過自己的方式克服困難，才更有意義。4月10日，在廣東汕尾的一條村路上，多里昆遭遇了一次摩托車翻車，所幸沒有受大傷。因為不會寫漢語，又想把這場意外記錄在本子上，他向路人求助，卻發現”他們都跑得特別快”。最后，一位28歲的年輕小伙子應允了他的請求，草草幫忙寫了一行字”2014年4月10日，摩托車翻倒”。小伙子不算白幫忙，堅持收費10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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